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不少官员儒雅了起来，品位高了起来，纷纷习书作画拍照写文章，成了名副其实的“儒官”。

　　这些“官艺”的艺术水准，我实在不敢恭维。“官艺”的作者大都是半路出家，有的连“半路”也说不上，其“最高学历”，也不过就是在短训班培训过一两个月而已。更有甚者，提笔就搞“创作”，连一点基础知识、基本功都没有。作画的，没有练过素描、色彩、设计，不懂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不懂人体的结构和比例，不懂物体的光面和暗面；习书的，不辨二王颜柳，不识真草隶篆；作诗词的，不懂平仄对仗，不懂声律音韵，不问启承转合。兹举数例：官员甲，虽缺乏绘画基本功，但却深谙“画鬼容易画人难”之精髓，专画古代人物。其笔下之人，或头大脚小，或腿长身短，一律头裹包巾，身着长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官员乙，专门画山，笔蘸墨水，乱抹一气，纵横交错，杂乱无章，似草堆，像鸟窝，他却名之曰“山”。观者赞曰：xx画山，胆大包天。官员丙，写字不懂笔顺，楷书自然不敢问津，却专攻草书，满纸似蚯蚓爬行。官员丁，据说是大学文科毕业，爱写诗词，却不懂平仄音韵和对仗。他每做一件大事，便诗情勃发，以“诗”记之。其笔下之诗词，七字四句者名曰“七绝”；七字八句者名曰“七律”；长短句的字数合某词牌者则名曰“词”，什么“菩萨蛮”、“浣溪沙”、“西江月”，不一而足。

　　说实在话，这些作品虽然稚嫩、不成熟，总体水平偏低，但官员们的热情也并非不可理解。虽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人总不能都成为艺术家、作家。官员公务繁忙，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忙里偷闲玩玩艺术，你也不能对他们要求过高。问题是，有些官员缺少自知之明，过分崇拜权力，以为权力至高无上，有了权便有了一切；以为权与艺成正比，权越大，艺越高。于是，他们便把那些本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作品”推向社会，推向公众，推向市场：举办个人书展、画展、影展和作品研讨会；出版印制精美的书法集、美术作品集、摄影集、专著（有不少官员的“专著”，收集的全是其从政期间由秘书撰写的讲话稿）；举行集子的首发式，发动下属订书、购书。

　　本来，事情到此也还不算奇怪——人嘛，总有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时候，何况是大权在握的官员？真正奇怪的是：“官艺”不管是单篇作品还是集子，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有的人还专门为某部书召开座谈会，从各个侧面去论证该书的政治价值和艺术价值。美术书法作品很快便被人高价购买，装入精致的画框，悬挂于单位的会议室、会客室的白壁之上。有的美术作品还被发表在国内著名的报刊上，旁边配有作者的简历，说明作者是“××画派”著名画家云云。讲话集也成了畅销书，被集团购买，像当年的“红宝书”那样，其辖下子民人手一册，以备早读晚诵。于是，“官艺”的作者们都“实至名归”，进美术家、书法家、摄影家、作家协会。有了此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谁能不心动？于是，某些官员出了一部集子又出第二部、第三部，其他官员也竞相仿效，争当“儒官”。

　　这种现象说怪也不怪，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这根魔杖在作祟。我认识的一位官员，他在职期间先后出了两部印制精美的画集、两部摄影作品集。据悉，每部集子的工本费要10万元左右，4部就是40万元。据说，这些钱都由企业赞助。我斗胆问一句：我也想出一部杂文集，但企业为什么不赞助我，而偏偏要赞助你这位官员大人？套用京剧《红灯记》李铁梅的一句唱词：“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

　　“官艺”创作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但我还是要奉劝一下热衷此道的官员：艺术创造是神圣的，来不得半点虚伪。艺术水平从来不受权力的左右。作为官员，假如你没有特殊的艺术天赋，又不具备扎实的基本功，最好不要去附庸风雅。与其当个空头的“艺术家”，还不如多为老百姓办几件实事，以免留下笑柄。君不见，一些权势显赫的官员，在台上时人们纷纷请他题字、书写单位名称，但他刚刚下台，题字便被刷掉。我们不能把这仅仅看作是势利之举，其实这也是大浪淘沙，是历史的法则在起作用。

　　 ●罗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