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列宁有一句名言想必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确如此。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庭、一个自然人，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文化、文明、背景、来历、出身等代表“过去”的诸要素，实在是一件离经叛道、自断“活水”源头的行为。可是，如果背叛了过去呢？背叛过去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却鲜有人追问与探究。

　　但没人追问与探究不等于没有背叛。回首悲怆往事，几多辛酸重叠。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许多领域、许多问题、许多方面的许多做法上，我们是一直不断地在对过去的结论、标准、做法、路线、方针、政策、是非甚至方法、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否定。这几天我在家里整理资料，翻出了一些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新闻类报刊，其中有两篇文章中的两个观点，引起了我的沉思：其一是军队系统一名资深老记者写的一篇带有启发、告诫、引导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文章，总题目为《新闻要成为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和战鼓》。文中第一段的小标题即开宗明义地为新闻定了性：新闻就是“报成绩、报光明、报进步”。另一篇是表扬晋南某地区报社的一名记者主持正义、为民做主的通讯。这名记者的事迹是为一名遭到考上师专的丈夫抛弃的农妇做了主、讨回了公道。这个事件当时颇有些影响，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忘恩负义的丈夫和相关庇护他的法院工作人员，都被判了有期徒刑。对案件的判决笔者不敢妄自置喙，我感兴趣的是支撑这名地区报社记者为农妇申冤的信念：绝不允许陈世美的悲剧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重演！

　　然而，也不过是短短的二十几年，无论是对新闻就是报成绩、报光明、报进步的定义，还是对发誓消灭所谓的陈世美的那名记者的动机的褒扬，已在悄无声息的、如水漫金山的观念变革中，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弹、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很简单，不要说专业人士了，就连一般的民众现在也懂得这个常识性的道理了：新闻不等于赞美诗，不等于成绩加好人好事。假如那位新闻界前辈今天还有兴趣启蒙后来者，怕也不会再好意思向年轻人强行灌输这种片面的新闻观了。当然男人也可以率先提出离婚，婚姻纠纷最好依照《婚姻法》来裁决；假如那名仗义执言的记者今天还在岗，想必也不会再有讨伐“陈世美”的冲动和精力了。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尽管都是小事情和个人的主张，但它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是非观。它之所以能够在比较权威的报刊上公开传播，得到褒扬，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体现着执政者和国家的意志。当然，它也影响和左右着一代人的价值取向、生存原则与行为方向。然而，随着当事人对自身当年所支持的观点的否定，尽管是默不作声的，其他人也随之甚至是提前予以否定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首梳理、盘点一下共和国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一些重大事件的决定、决策，很多没能逃脱被否定的结局。比如京城的旧城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0年的公共食堂，还有什么评“水浒”、批孔、批邓、十年“文革”、两个“凡是”等等，一次一次的拨乱反正，一次次地平反昭雪，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力无穷、诡异怪诞的黑洞，怎么走也走不到边，怎么走也走不出来。可以推测，这个并不令人开心的“游戏”还远远未到收场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解密、真相的大白、政治的清明，还会有许多已有定论的事情再重新摊开，甚至被彻底否定。

　　敢于承认错误，勇于否定过去，与冥顽不化地抱残守缺相比，固然是一种进步，也值得适度地嘉许，但毕竟是一种无奈。因为否定过去其实就是对过去的一种背叛，而这种背叛是需要付出高额成本的。这就像建一幢大楼，不美观可以装修、粉饰一下，有纰漏可以填补、修葺一下，但基础和主体框架是不能动的。如果经常不断地将原有的基础毁掉，原有的主体推倒重建，是不是代价太大了点呢？一个不断背叛过去的民族，就像一个背着沉重包袱和穿着铅鞋的运动员，无论个人体能多好，为国争光的心情多迫切，比赛时付出的努力多大，也是不能跑在前列的，更无法在赛场上夺魁。 孙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