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一篇有关少数派的文章（见2004年第17期《读者》），不禁神思轩翥，感慨连连。

　　历史上，少数派曾被视为邪恶的象征。在多数派看来，他们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不识时务，乃至是多么的反动和恶毒！因之对其不是施以暴力镇压，就是打入备受歧视的另类；轻一点的，也是闲置冷冻在一旁。有谁曾冷静倾听过少数派的声音，认真尊重过少数派的权利？但恰恰就是这些少数派，却往往被历史证明了正确，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主张“日心说”的哥白尼、布鲁诺不正是当年的少数派吗？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马克思不也是当年的少数派吗？上世纪30年代初的毛泽东是那时党内的少数派；1957年的右派，在全民声讨的怒吼中，也是少数派；“文革”中的顾准、张志新和遇罗克，更是那个癫狂昏热年代少有的清醒的“少数派”。尽管历史在当时或后来承认了他们，可又谁知他们当年，在未得到人们认同前的心灵孤独和肉体苦难？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再也无法看到“主义真”的那一天！

　　少数派的苦难，是时代的苦难；少数派的曲折艰辛，更是历史的曲折艰辛。近50年前，当梁思成保护古城、另建新城的建议不被当政者理睬时，他曾悲愤地对北京市长彭真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到50年，历史已经证明他是对的了。但历史却绕了一个太大的弯，那象征着中华灿烂文明和古建筑文化的牌楼、城墙、宫门如今安在哉？那雄伟绝伦、金碧辉煌、独一无二的千年古城的风貌又何处觅寻？早已在“现代化建设”的一片喧嚣声中灰飞烟灭了。作为后人的我们，虽还能在老照片中一窥古建筑的宏伟气势，却再也无法挽回这心灵家园难以诉说的失落。经济上的损失更是无法估算。

　　又譬如“文革”时，说刘少奇在“八大”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但他是在党的会议上代表党作的政治报告，即使这个报告出了问题，又怎能让他一个人担承？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党进攻”，但他在党的会议上不可以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吗？他又是怎样向党进攻的？为什么不敢公开他的意见书？——以我那时一个小学生的幼稚浅见，都感到这“‘莫须有’的走资派”罪名是多么的牵强可笑和于理不通，难道大多数成年人对如此明显的是非颠倒，就真的没有自己的一点想法，丧失其最起码的判断力了吗？当然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敢于质疑“文革”的人们成了少数派了呢？原因多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高压——张志新等人的下场就是敢言者的榜样。所以这种被裹挟的所谓“大多数”，其实是人为制造的大多数，少数派也是大多数人沉默喑哑背景下的少数派。

　　历史终于翻过了这沉痛的一页！

　　如今，那种因言获罪乃至丢掉性命的事情或许再也不会有了，但保护少数派的命题并没有过时。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命题。因为历史总是在反对声中前进，前进的历史也离不开反对派的声音。实际上，保护少数派，也就是保护了多数派自己；倾听少数派的声音，也理应成为多数派纠错的一个机制。真理总是在和谬误相比较中成长的，真理也总是越辩越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以为保护少数派，就是保护他们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请记住：当少数派的声音无法面世时，那绝不是少数派的低能，而是少数派的耻辱，更是一个时代的耻辱！

　　尊重少数派的权利吧！这不仅是为政者的责任，更是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担承。

　　 ●杨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