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阿Q，有一句口头禅——当他感到别人尊贵自己寒酸被歧视，而心理有些失衡的时候，便会来一句：我们先前阔多啦！他这样一“阔”，终于觉得自己身上也有阔人的基因，于是便心安理得甚至得意洋洋了——“精神胜利”了。

　　现实中的一些人，也有一句口头禅——当他们看到别人富自己贫困而不好意思的时候，便会来一句：我们先前穷多啦！他们这样一“穷”，来个纵向比较，终于发现自己的现在不比自己的过去穷了，于是便也自豪起来——也是“精神胜利”了。

　　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现实中一些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除了一个言“阔”，一个说“穷”的殊途以外，还有不少的其它差异——

　　差异一：一个是百姓话语，一个是官方话语。鲁迅笔下说我们先前阔多啦的阿Q，不过是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而现实中张口就我们先前穷多啦的一些中国人，则是官员和文人。如果哪个百姓嘟哝一句吃穿问题，马上就会有官员和文人一齐出来高喊：我们先前穷多啦！警惕“今不如昔”论！

　　差异二：一个是小动作，一个是大手笔。鲁迅笔下的阿Q说我们先前阔多啦，不过是一个人在那里愤愤然而已；而现实中那些说我们先前穷多啦的人，则是大张旗鼓——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巡回展览、图片实物、大会小会、集体讨论……

　　差异三：一个是刺激自我，一个是教育别人。鲁迅笔下的阿Q言“阔”，仅只是刺激一下自我而已；而现实中的一些中国人说“穷”，则是为了教育别人、灌输给很多的人。后者，其拿手好戏、灵丹妙药，就是“忆苦思甜”活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老百姓挨饿，饿得难受，领导者和文人们组织几场“忆苦思甜”，找几个人、说几遍我们先前穷多啦，结论就是挨饿比饿死好，于是老百姓对挨饿也就感激涕零了。自然，让老百姓挨饿的责任就变成了没让老百姓饿死的功勋。“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迷茫悲观，领导者和文人们开展几次“忆苦思甜”，让每个人挖一通我们先前穷多啦，结论就是“文革”形势一片大好，比任何时期都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没有以“过去我们穷多了”而对现在引以为豪。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却只被某些人当作了格言。

　　还有一个差异，有点儿奇怪。鲁迅笔下的阿Q说我们先前阔多啦的时候，虽然这“我们”仅只是他自己一个人，但颇有点儿拍着胸脯的味道；而现实中那些说我们先前穷多啦的人，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甚至慷慨陈词，面对实践，却都有点儿心虚、底气不足。韩国和中国，都遭受了日本的侵略。胜利后，两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都是先前穷多啦，人家韩国如今已经成了飞翔的“小龙”，而中国却刚刚“潜龙腾渊”；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西边的德国、东边的日本都是战败国，被打得落花流水、一塌糊涂。人家德国和日本如今都成了发达国家，而中国还是处在发展中国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以惟一标准。面对这些实践，来一个横向比较，那些再把我们先前穷多啦当做中国长时间落后的惟一原因的人，岂能不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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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在发展，“精神胜利法”也在变异。由我们先前阔多啦到我们先前穷多啦，便是一例。我想，对此有兴趣的人，不防深入研究一番，写一部《中国古典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当代精神胜利法之比较》。如果精力旺盛的话，还可以续写一部《中国精神胜利法变异之展望》。这类书，我敢保证，准是畅销品。

　　 ●孙焕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