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稍长一点的知识分子，没有不知道李长之教授这个名字的。这位学识渊博、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出了名的文学史家，新中国诞生后却交上了“华盖运”——先是受到指名批评，继而被划成“右派”，著作被封存，“文革”中又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就是“新时期”之初，出版社要出其著作却要他改书名，因为他坚决不改，出书便告流产。直到先生垂垂老矣的时候，社会才还给了他一个公道，说他是正确的，那书也是好书。

　　那么，是什么原因令李长之教授数十年身处逆境呢？啥都不怪，全都是因为“批判”二字惹的祸。原来，李先生这部写于1935年的著作，起名叫《鲁迅批判》。好家伙，你李长之好大的胆，竟敢把批判的矛头公然指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这还了得！于是，解放后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便理所当然地要整他了，他也只好自认倒霉。

　　《鲁迅批判》这部书的稿子写成后，先是在李自己主编的《益世报》副刊上连载，后在赵景深先生协助下由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尽管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卖得很好，从而再版多次，但“福兮祸所伏”，却从此埋下建国后作者挨整的种子。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就是这本所谓批判鲁迅的书，当年出版时竟受到被批判者鲁迅本人的首肯与赞同。他不但带病仔细看了全部章节，还亲笔订正了自己一些文章的写作时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应李之请求赠送了自己一张照片，而这张照片就印在首版《鲁迅批判》的封面上。

　　读者不禁要问，李长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鲁迅，且公然把书名叫《鲁迅批判》，怎么一向明察秋毫、眼睛存不下一丝残渣的鲁迅先生，竟会赞同、首肯它出版呢？说来你可能不信，问题全出在对“批判”二字的不同理解上。批判，顾名思义，批是批阅，是评论；判是判断，是判别，它本是个没有贬义的中性词。所谓“鲁迅批判”，自然就是分析、评论鲁迅其人其文的意思，亦可理解为“介绍鲁迅”、“走近鲁迅”、“接触鲁迅”。《鲁迅批判》这书名，就是作者近距离地评价鲁迅，当然是一个极好、极中肯的名字。对此，鲁迅自是赞成的。但是，不幸得很，因为当时世界上一些思想流派被翻译成中文时用了批判二字，如“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的唯心主义”等等，批判就成了批评错误的代名词了。特别是建国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每当批斗所谓的“阶级敌人”时，常常用“大批判开路”这样的字眼。于是，“批判”这个本属中性的词在主流语境中，就变成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了。一听说要批判某某，不言而喻就是把对方置于被打倒的阵营。这样，不走运的李长之教授，因为书稿起名《鲁迅批判》，就自然地被认为是否定鲁迅、贬损鲁迅、排斥鲁迅；而鲁迅又恰是毛泽东极力肯定的英雄，加之那时全国风行领袖崇拜，李长之就理所当然地厄运临头了。说来可笑，“文革”中有位工宣队员指着李的鼻子训斥说：“李长之，你真真反动，竟敢批判鲁迅，鲁迅岂是你能够批判的？”弄得李先生有口难辩、哭笑不得。正因为如此，新时期开始时，才出现了本文在前边提到的某出版社要重出《鲁迅批判》，因为“批判”二字不雅才提出改名《鲁迅评论》或《鲁迅分析》，皆是因为李教授坚不同意而作罢。

　　因为“批判”惹的祸，李长之的悲剧作为谈资已经成为逝去的历史了。但是，其中的教训，却永远值得我们记取。就说对人对事罢，绝对不能只看表面、不看本质。建国后，我们吃只看表面的亏太大了，且不说《鲁迅批判》的“批判”有多种义项，即使它是个贬义词，也要看全书的内容是什么。不看内容，一看到是批判鲁迅，就打人的屁股，就划人的“右派”，就说人家是“反动”，实在是太草率、太不慎重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李长之先生和他的好书《鲁迅批判》。 屈超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