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华大地上无数个村庄里，随处可见的标语有两条，

其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其二：“农业学大寨！”大寨——其实只是一个隐藏于太行折皱深处、属于山西省昔阳县管辖的只有100多户500多人的小小村落。

　　大寨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变成全国顶礼膜拜的楷模，就像

陈永贵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变成国务院副总理一样，都不是自己的初衷，甚至他们想都没想过。

　　大寨最早的出名只是一个战天斗地、不怕困难的生产典型，但随

着极“左”思潮的膨胀，特别是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寨一步步被鼓吹成一个“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政治典型。大寨、陈永贵被政治托起来，而他们也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政治。

　　1952年，陈永贵当选为大寨初级社社长。从翌年开始，他带领大

寨人开山垒坝，营造梯田，一干就是十几年。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陈永贵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62年，“大跃进”后的中国元气大伤，生产萧条，粮食奇缺，而苦心经营的大寨田亩产已达到772斤，大寨以低于黑市价格10倍的平价，卖给国家粮食20多万斤，受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高度赞赏，号召全省学大寨；1964年，大寨经验又受到毛泽东的肯定。自此以后，陈永贵一路顺风，先后担任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成为山西省的“实权派”。大寨逐渐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典型。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

入中共最高决策层，当时政治局内只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江青等21人。1975年1月，四届人大召开，陈永贵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纠正极左路线，确定改革开

放方针，和华国锋一起拥护“两个凡是”的陈永贵受到冲击，开始走下坡路，学大寨热潮逐渐降温。1980年9月，陈永贵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2月，又在“十二大”党代会选举中落选。

　　1986年，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下葬的时候，没有一个县里和县以

上干部到场，是大寨的乡亲们完成了他们的老支书遗愿。而当年陈永贵回大寨时，周围总是冠盖如云，从太原到昔阳的干部争相拜望、汇报。热闹与凄清的反差使人对世态炎凉不寒而栗。

　　陈永贵的成功是他以一个农民的实干精神和一般农民所不具备的

远见卓识，带出了一个新大寨，在连一棵树都长不成的荒坡上，愣是领人造成了高产稳产田。1977年，昔阳粮食产量即使是扣除虚报的部分，还比陈永贵执政前高出1.6倍，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但陈永贵不该卷入政治漩涡。他是一个响当当的劳模，但毕竟没有文化，当个党支部书记非常称职，不应再担任更高的职务了，否则就超过他的能力，与国不利，与己有害。虽然步步高升不是他的索要而是上级的安排，但他久而久之便滋生了对权力的留恋和滥用。外在环境和内部私心杂念的一次次媾和，使他人格异化，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来，诸如不惜一切手段维护大寨的地位、排斥异己、独断专行、推行极“左”等。这便是他的遗憾。如果陈永贵一直不离开大寨，那恐怕就会是一个优秀的党支部书记和出色的农业专家，一个充分地体现其人生价值、发挥其人生潜能的完人。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严酷的政治往往会从里到外改变一个人，以至于变得连自己都不

认识自己，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然而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一个人只要有些成就，就要把他拉到官员的队伍里，而不管他是否善于此道或热衷此道，一切成绩都以官位作酬劳，一切价值都以官阶来衡量。一旦失去官职，仿佛成绩也不复存在了。这是封建制度的余孽，它使原本丰富多彩的人生变得单调乏味，使原本可以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农艺师、工程师、大学者的优秀人才千篇一律地变成了大大小小的这个“长”那个“长”，好像鸟儿折断了翅膀，鱼儿剪掉了尾巴，致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缺乏个性、缺乏创造。

　　陈永贵和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已永远逝去了，但“陈永贵现象”却

给我们留下了需要全民族认真思考的沉重话题。

　　陈永贵的墓地雄踞虎头山高处。他生前嘱咐不葬八宝山，要叶落

归根；躺在这里，可以把大寨七沟八梁尽收眼底，可以将他洒下汗水的每一块土地一览无余。是的，只有和虎头山在一起，他才是踏实的。

　　 ●叶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