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人去世了。一位是一代经济学大师、有“私营经济的护航者”美誉的董辅秖，一位是四川的亿万富豪葛君明。董先生生前运用自己巨大的学术声望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奔走呼号；葛先生则是私营经济的践行者，以10年左右的时间，刚届不惑，就成了当地“首富”，但他恃强凌弱，终于召来杀身之祸，没有为董先生的理论增光。两位先生在天国相遇，葛先生怕是要面红耳赤，而董先生则只能是唏嘘不已了。

　　这是一个夏天的神话。它意味着对“民营企业家”（其实我更愿意用一个古老的称呼“资本家”，这里姑且从俗）无条件进行美化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光荣的”先富一族和普通民众的蜜月期的结束。世界不再混沌一片，而是清晰地分裂成了“你们”和“我们”。“你们”当然绝对有自由去追求你们的财富，而“我们”也绝对有权利捍卫我们的利益。

　　其实，被炸得身首异处的葛君明不过是去年以来形成的富豪“非正常死亡链”上的最新一环。2003年1月22日，山西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里被枪杀；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斩杀；2003年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一时间，一些富豪们充满了好奇心，他们交头接耳，四处打听：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他们怎么这么恨我们？

　　现在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你们遭人痛恨，首先是因为你们中的许多人的财富来源是见不得阳光的，主要是通过不合法和不合理的财富转移，将已经形成的国有资产集中到自己手中才暴富起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过去20年中影响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有学者计算，在80年代，通过“价差”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1987年为2000亿元以上，1988年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在90年代初期的“新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也在几千亿元以上。而到了最近几年，用MBO（管理层收购）的方式进行的“国企改制”，用郎咸平教授的话说，又成了“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方法”。

　　你们中有许多这样的巧取豪夺者，怎么能不招人痛恨？

　　财富的源头虽然是肮脏的，不过下游如果有源源不断的清流注入，以中国老百姓喜欢说“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的秉性，还是不难得到原谅的。但你们富了以后又是怎样做的呢？以产生超级富豪最多的房地产业为例，许多人在“新圈地运动”中暴富之后，并没有改恶从善，而是变本加厉，按照马克思当年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的情景，以更大的贪婪和疯狂，勾结贪官污吏去攫取超额利润——不惜野蛮拆迁逼迫弱势群体流离失所，不惜毁坏古城风貌使之化为废墟，不惜坑蒙拐骗损害业主社区利益，不惜串通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业主代表大打出手……这些不都是你们做的吗？

　　1993年，在深圳葵涌一家香港独资企业里，一把大火烧死87名女工，还有51人受伤，创造了当时建国以来生产火灾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大火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后果，原因是老板为了防止工人上班溜号，将厂房的窗户用铁条钉住，用铁丝网罩住，4个出口中的3个全部被厂方锁死或焊死。葵涌大火后20天，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高福纺织品有限公司一把火，又是61名工人死于非命——不要告诉我说投资者创造了就业机会，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打工妹们为了500元左右的工资一周要工作100多小时，还能找到比这更惨重的剥削吗？再说还能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宝贵？

　　你们知道权力的重要，知道舆论的重要。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现在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面对还是一盘散沙的弱势群体，简直可以予取予求。比如前面提到的葛君明，自己要建水电站，就要霸占别人的采沙场，自恃自己是当地的“利税大户”，水利局、公安局都在自己一边，拿出“不平等条约”就要别人签，完全是一副“我今天就欺负你了，你能怎么样”的嘴脸，生生把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逼上了绝路……

　　你们中有许多如此为富不仁者，怎么能不招人痛恨？

　　是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的，我们要坚持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并存———这些全都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在逐利时是非常冷酷无情的。也许我们不能消灭它，但我们要警惕它、批判它、监督它，绝不能让它为所欲为，更不能天真烂漫地把鲜花和赞美都献给它。

　　这个夏天的神话，让我悟出了很多很多……

　　 ●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