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11期的《探索与争鸣》杂志上有教授著文呼吁"推动中国学术发展"。"推动中国学术发展"，是正当至极的意见，当然光是这样一个意见，其实谁也可以说说，不必修炼成教授才提得出来。事实上，教授的眼光也不止于此，而是要作一番怎样"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献计献策。

　　根据这位教授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反"左"防右，以反"左"为主，是有道理的；而90年代以后，社会的主要问题已经变成西化和右了，还要一味反"左"，这就是教条主义，是无的放矢。言下之意，反"左"已经过时了，而且过时已经10多年，现在主要应该反右了。

　　这样的倡议在2004年底的杂志上出现，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现在人们讲最近20余年中国社会的思想变迁，多将反"左"作为一条主线，并视之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邓小平南方谈话，重申要反"左"防右，这次谈话被认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发展，此事发生在1992年。如果90年代以后反"左"属于教条主义、无的放矢，难道说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反和平演变"、大批市场经济的思潮倒是抓住了要害吗？

　　一直以来，一些人相信"左"比右好，"左"是思想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同志，右是敌人。但也正如很多人所指出过的，历史上"左"对于中国的危害远大于右。"左同志"的冲锋陷阵，劈头大砍，"死人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实在比右的"敌人"勇猛得多，制造出来的悲剧大得多。人们说"左"是最大的危险，不只是基于国家进步的要求，也是基于对生命安全的认识。

　　在中国，左右之分虽然事关重大，但遗憾的是，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到现在似乎仍然没有确切的定义。而中国的左右之分又往往不同于国际通认的标准，例如注重平等价值、民主理念的思潮被认为属于左，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等属于右，在中国往往正好与之相反。这使得教授可以把"私有制、多党制和非马克思主义化的言行"

　　混杂在一起归于右，然后又大喝一声，这样必然导致"民族分裂、经济衰退、政局混乱"。

　　在"有此一说"的意义上，我姑且不评价这样的认识，但举出的实例还是要更加有力一点。教授举出的实例全是苏联，"社会意识形态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中，导致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这个说法，根本就不符合"左"的逻辑。"左"逻辑一向不承认有"失败国家"，何以又谈论"苏联的失败"？社会形态决定意识形态，还是意识形态决定社会形态，按"物质决定意识"的定理，社会形态与意识形态哪一个乱在先呢？为什么意识形态乱了，社会主义就要失败呢？教授既然以为"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点研究的那部分社会科学发展迅速，处于世界第一的地位"，能不能将这"世界第一"的成果拿来用一用。

　　真是巧合，就在同期杂志上，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左凤荣的文章分析了苏联发展进程中的政治弊端。文章将"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认作苏联历次改革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民主集中制变成官僚集中制、领袖个人集权制、国家权力个人化、政党变成享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机关、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特殊利益、人民越来越把党看成是异己力量、最高领袖拥有真理的垄断权、对不同意见采取高压措施等等社会现实使人们难以忍受，导致了苏联的危机。这种分析与"意识形态混乱导致苏联失败"相比，哪种更有说服力？

　　90年代以来，社会主要问题已是右，应该反右，这是"反左过时论"的必然逻辑。那么，现在就要马上开展一场迟到了10多年的反右战斗。然而，也正是这样的危险使人知道，反"左"还远没有过时。 刘洪波